30·20·10：中以合作新起点，再出发

30年前，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30年来，两国贸易额建交之初仅五千万美元，2021年达228亿美元，同建交时相比增长了400多倍。中国已成为以色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贸易国。

20年前，刚刚获得国家立项的广州国际生物岛正式启动开发建设，2011年正式“开岛”，时至今日，面积仅1.83平方公里的园区，从无到有聚集起超500家生物医药企业。

10年前，原以色列工贸部次长、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主任、苏格·基莱特曼博士率队，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在市、区政府支持下，中以基金和中以孵化基地都已成功建立并引进落户了一批国内外创新项目。

30,20,10，既是里程碑，又是新起点。

6月22日下午，广州国际生物岛集团有限公司在生物岛举行“中以建交30周年-广州中以合作成功典范”合作交流会。此次活动由广州国际生物岛（中以合作区）管委会指导，并得到了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中以基金、中以孵化基地的大力支持。

由于疫情原因，以色列驻华大使潘琦瑞、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尼尔·谢赫特曼教授以及苏格·基莱特曼博士分别发来视频致辞向活动表示祝贺。

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庆建交，共话创新。

从0到1：中以合作“广州模式”的探索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很荣幸地参与建设广州本地生命科学生态系统，并协调这个系统所需的各种要素。我们信守对广州这座城市作出的承诺，不断为中国和国际的合作伙伴创造新价值。”苏格·基莱特曼博士一直心系广州，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克服重重困难，四次来穗开展工作。“中以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30周年太短了，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30周年后面至少要加一个0。”

从合作备忘到正式协议，从蓝图、愿景到真实的投资基金与孵化基地，广州中以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文化背景的冲突，国内外体制的差异，还是语言理解的不同、具体实施手段的区别，都给合作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与“关卡”。幸运的是，中以团队在探索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广州市政府为中以合作提供了一系列创造性的保障措施，基于对苏格博士及其团队的充分信任，打造了以“一支基金，一座基地”，并由一支联合团队来管理和决策。

“孵化器的模式非常独特！”耿建跃是中以孵化基地的董事长，参与了市、区政府制订中以孵化基地管理办法的全过程。2017年出台的《广州开发区中以生物产业孵化基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正是充分借鉴了以色列政府过去20多年支持创新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出台的政策，相比国内众多的科技政策扶持，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实操性。

截至目前，已有29个国内外创新项目落户并获得中以基金（一期）或中以孵化基地投资，其中已有两个项目的母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同时已实现1个项目（中以基金投资）退出和5个孵化项目毕业。2021年5月组建的总规模20亿元的中以基金（二期），目前备投项目已达40个。

去年4月，以色列驻华大使潘琦瑞访问广州，对中以合作“广州模式”表示高度认可。在视频致辞中，潘琦瑞表示，“我们与广州和生物岛建立了良好关系，中以基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案例，目前已启动基金二期，投资以色列在医疗设备方面的技术，并引进到中国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我们支持这样的模式，并希望可以看到未来中以两国政府、企业之间建立更多这样的基金，我们要推动高科技合作和创新合作。”

以色列驻穗总领事劳霈乐出席了现场会议，他强调生物岛中以基金是中以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双赢合作关系的例证，是成功的国际合作的典范。

生物岛（中以合作区）管委会主任陈超认为，不管是中以合作的整体框架，还是以色列艺术家的作品闪耀在生物岛，以及双方共同种下的友谊之树，都见证着中以友谊的发展，希望中以合作在生物岛这个宝地上能够结出累累硕果，树立最宝贵的合作典范。

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局总经济师肖莹阅肯定了中以基金和孵化基地在技术创新、提升生态、平台赋能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中以平台强大的链接能力使政府对中以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与会的不少嘉宾都亲眼见证了生物岛发展的整个历程，大家纷纷表示，生物岛从20年前的一片荒地发展至今，其发展速度是指数级的，而不是线性的。其中中以合作的“广州模式”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其理念和运营机制引起了国内外各方的极大关注，并逐渐对生物岛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中以的合作是两国人民的期待，双方的互补性很强。中以合作开启第一个项目时很困难，但是一路走来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生态圈、朋友圈、投资圈、项目都在不断地增多，所以对生物岛和中以合作的未来充满期待的，未来也更加是一个指数增长的态势。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中以合作“广州模式”如何更好的为创新创业赋能

贺励平（Peter Helis）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德国人，目前是广州开发区全球招商总监。我来自德国，德国的成功来自于占全国企业90%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项目的发展速度与跨国公司不同，但它们是产业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如果对它们‘拔苗助长’，那将得不偿失。事实上，美国硅谷的成功正是因为建立了强大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体系，中国的长三角区域亦是如此。借用“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的名言，‘跟上潮流还不够，你必须引领未来’。我们要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并且做的更好。”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尼尔·谢赫特曼教授也表示，以色列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量的97%，贡献着国民生产总值的50%，吸纳了60%就业人口。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的话题，“点燃”了现场嘉宾智慧的“碰撞”——

要更好的为中小企业赋能，广州还要做什么？

如何打造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合作的生态圈？

中以合作“广州模式”还需要什么样的提升？

……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与中以基金和基地在智慧医疗和多中心国际临床研发方面一直有密切的合作。该中心的副主任袁进教授正在与一家中以基金投资的以色列创新企业开展临床研发的合作，并申报了科技部的创新研发项目。袁进教授认为，临床需要是生命科学领域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的研究型医院是整个生物医药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提出了推动源头技术输出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由医生自己通过竞争性的科研基金（同步也在探讨与产业基金、创新药企业合作）来完成源头技术的孵化；第二种是双方都对感兴趣的领域提出需求来设立新的合作模式。第三种是委托研究。在这三方面中山眼科中心已经与中以基地和基金有了一些合作，并获得一些成果，袁进教授也希望扩大和加深这种合作机制。

生物岛集团董事长曾玮介绍，生物岛公司正在试行挖掘基于临床需要的源头创新，目前已经与一批合作医院梳理和收集了医生的创新思路，后续将邀请药企和投资人一起去打造挖掘源头、各方协作、推动创新的机制。

国家药监局新药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陈平雁教授对以色列非常熟悉，直接抛出三条“干货”——在生物岛建立平台为国际创新药物和器械提供统一的服务（注册申报、临床研究等），对国际创新药物的临床研发进展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以及为国际新药的临床研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中国第一所引进以色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该校代表表示，学校十分认可中以合作的“广州模式”，正在与生物岛和中以基金商谈与学校科创中心、健康医药科学工程中心及可持续世界研究中心的全面深入合作，共建创新中心，助力源头创新，更好的融入到生物岛的生态。

绿叶生命科学集团广州首席代表陈进忠指出中以合作的广州模式对推动新药研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新药创新的风险很高，企业需要赢利，如果企业承担了太高的风险，将会降低企业投资新药创新的意愿。需要政府加大支持高风险的创新的力度，减轻企业创新风险的负担，这样企业才愿意开展高风险的新药创新，而且创新的整个过程也需要由专业企业和人员来具体管理和运营。

广东恒瑞医药总经理刘希和之前曾数次与以色列团队进行沟通，他强调在创新药的研究上，时间就是金钱，建议中以团队要与国内药企强强联合，中以平台把项目从以色列引进过来，等到在国内通过大的医疗机构进行一期、二期验证以后，发现在现有的临床治疗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比数据，就可以开始寻找一些产业化做得比较好的公司进行合作，获取该药物在中国或者其他地区的商业化权益，帮助这些项目更快地应用到患者身上。

迈普医学总经理助理罗林波介绍，广州已正式启动实施“链长制”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该公司承担植入性医疗器械产业链“分链主”，参与协同推动资源配置和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技术攻关。高性能医疗器械国产创新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长，尤其在市场准入阶段更是挑战重重，因此建议筛选一些大型的学术型、专科型、综合型医疗机构，作为创新型产品的临床研究基地，或探索进行医疗机构创新产品临床使用试点机制，去加速创新产品真正市场化。

世界500强默克于2019年在生物岛设立广东创新中心，该中心的王娟博士介绍说，默克公司在生物医药领域追求的是全球创新FIC（First in Class首创药），，在默克设立广东创新中心之初时就与中以基地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默克创新中心一直在与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家、专家探讨国内的生物医药源头创新应该怎么开展，也希望能够跟中以基地探讨更灵活的合作模式。王博士特别强调创新一定要国际化，这是创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可以借鉴全球源头创新做得最好的美国波士顿和以色列的经验。

另一家落户在生物岛的世界500强企业阿斯利康，主打“基于专家、产业链项目，结合当地资源、落户当地，后面有配套的资本，是一条创新链接的模式”，其广州创新中心负责人原硕介绍了与生物岛公司、中以基金和基地开展合作的情况，强调通过大企业的业务渠道、研发渠道的资源为早期创新项目进行产业赋能，这是创新的生态中的重要环节，也是阿斯利康创新中心的主要任务。

广发乾和是广发证券负责直投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净资产规模超过100亿，投的项目超过150家，目前该公司已经开始将投资阶段向更早期延伸。该司副总经理钟鸿鸣建议在园区提供专门的场地引进本地排名靠前的投资机构、中介机构或金融机构定期经常性举办岛上企业交流会议，为本园区的企业提供咨询或者其他服务。

广东省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梁立俊教授参加了研究院就广东省各级政府对创新支持开展的调研。在调研之后的报告中，梁教授团队做了一个结论：“政府创新基金正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效果并不理想。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活动呈现后端泡沫式繁荣，但前端几近荒芜的局面。” 梁教授表示中以合作的“广州模式”让他眼睛一亮，认为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他希望今后能对这个模式做深入调研和推广。

与会嘉宾对中以合作和生物岛公司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期待，第一建议生物岛公司要有常设机制，联络和聚集生物岛内外各种资源，创造合作机会同时，提出不足和问题，讨论解决的方案。对今天论坛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建议生物岛公司牵头组织后续相关专题讨论，并提出可负担、可执行和可持续的方案与建议。第二是期待中以合作的内容更加务实、丰富，包括扩大基金和孵化基地的规模，建立更多服务产业生态的中心（临床服务中心、创新服务中心、生态服务中心），探讨双向的合作或者是离岸的合作等；第三是期待未来要打造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尤其是培育并挖掘一批颠覆性、变革性的创新企业出来引领整个生物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更多中小企业赋能，能够把大事办出来，产生更多的标志性的、有影响力的成果。

未来可期：中以合作新起点，再出发

“未来大湾区发展生物看广州，广州发展生物就看国际生物岛”，与会嘉宾感受到广州的“雄心”。

苏格博士在2018年成为广州“荣誉市民”，他觉得广州政府与广州企业有着不一样的眼界与思路，“我们与广州政府的合作比其他地方都好，广州人能够敞开心扉，总是乐于助人”。当然，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他亦指出，广州尚存在缺少生物医药领域国际龙头企业的短板。此外，他认为广州应该建立一种产业生态系统，以鼓励人们不懈尝试并将丰富的创意变为现实。

事实上，近年来，生物岛战略布局科技平台日趋完善。

去年5月，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领衔的广州实验室在生物岛重磅揭牌，致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防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和原始创新策源地。

与此同时，广州海关技术中心P3实验室等多个研发平台也在生物岛落地。广州市一医院、中山眼科中心、孙逸仙医院等三甲医院转化实验室加快建设。